新總理成長史

    執(zhí)政輪廓

    （導讀）直接調動干部下沉一線的“大動作”，后來幾乎成為李克強遭逢難題時的必然選項。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時，為了勸止麥收時節(jié)農民工返鄉(xiāng)但又不誤農時，動員干部下鄉(xiāng)收麥；比如4萬干部下訪；比如廳級干部帶頭，拉網式篩查艾滋病患者狀況。

    “團干部不是‘青年官’，與其說給青年聽，不如干給青年看?！甭迳ｌ`智多杰1993年卸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撰文總結在團中央工作8年的收獲，“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李克強曾不止一次說：作為團干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當領導?！?/p>

    1993年5月的團十三大上，李克強接掌團中央一把手，此后5年，他的執(zhí)政風格初顯輪廓。

    李克強所作的團十三大報告，視野開闊，回溯改革開放15年，眺望7年后的新世紀。

    1993年末，李克強在團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曾在團系統(tǒng)內口耳相傳。

    談到當年令不少人失落沮喪的奧運會申辦失利，他說：“占領下一個世紀的制高點，不能指望別人的恩賜，必須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p>

    改革開放之初，特別是“南方談話”以后，各級團組織對洶涌而來的市場經濟大潮不知所措。針對此，李克強在報告中說：“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跨世紀一代青年的光榮責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實踐。”

    而市場經濟的建立過程，也讓共青團面臨挑戰(zhàn)——這些挑戰(zhàn)，黨政部門同樣遭遇。新經濟環(huán)境中的新經驗、新辦法，不是憑空想出來的。

    團十三大閉幕十來天后，由團中央書記處直接組織的“新時期我國青年工作的現狀與發(fā)展戰(zhàn)略調研”啟動，在書記處7名書記的帶領下，團中央機關調集一半以上的業(yè)務干部，105人急赴全國29個省市區(qū)。

    調研隊伍出發(fā)之前，李克強要求：調研不能就團論團，要跳出團的圈子，放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不要帶框框，不是去找論據，一切結論要產生于調查研究之后。

    事實上，這也是他本人的調研方式。曾有記者隨李克強到山東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時間很自然地走上街頭，隨意推開小商鋪的門，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經。

    《中國青年》雜志當時的報道說，調研隊伍沉入基層1個月，團中央的干部向被調查對象提出了“沒有任何外包裝”的問題。

    調研歸來，在大興縣舉行了一個團內高級別的務虛會，為期3天。與會者說：本以為務虛會是個半休息、半工作的會議，可李克強要求，凡已形成文字的調研情況，發(fā)言時略去；討論要跳出部門的圈子、跳出團的圈子；放開說，可以各抒己見，也可各執(zhí)一端。

    直接調動干部下沉一線的“大動作”，后來幾乎成為李克強遭逢難題時的必然選項。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時，為了勸止麥收時節(jié)農民工返鄉(xiāng)但又不誤農時，動員干部下鄉(xiāng)收麥；比如4萬干部下訪；比如廳級干部帶頭，拉網式篩查艾滋病患者狀況。

    而不套框框、直切問題的調研方式，在他日后的執(zhí)政生涯中，也是助力決策的殺手锏。

    至于不講套話、不走形式、只亮“干貨”的討論式會議，在十八大后中央倡導的務實會風被稱作“新會風”，突然間讓一些官員“不適應”。

    那次務虛會最后，李克強總結發(fā)言，果斷推出若干措施：團的組織結構注意覆蓋新的經濟生長帶；集中優(yōu)勢打整體戰(zhàn)，扎扎實實辦幾件影響全局的大事；按市場規(guī)范，辦好團的實體，增強團的實力。

    所謂“影響全局的大事”，就是4個月后亮相的“跨世紀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紀青年人才工程”。這兩大工程影響延續(xù)至今，特別是其中的“青年志愿者”，早已化為民間自覺。

    卸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之前，李克強曾撰文總結1995 年啟動的“服務萬村行動”。這一行動旨在針對農民需求，提供科技服務、信息服務、文化服務、政策服務、資金服務，由此加強團的基層組織建設。

    他在總結中概括了兩條經驗：第一是抓服務，要達到教育青年的目的，根本途徑是服務，團的領導機關必須眼睛向下，深入調查研究，不能僅僅靠下指示、發(fā)號召來開展工作；第二是抓具體，寧肯少說一點，也要多做一點，哪怕所做的面窄一點，也不要光說空話不做。

    當李克強告別15年的團中央生涯后，有團干部這樣總結團系統(tǒng)工作風格的變化：從團本位到青年本位；從運動青年、指揮青年到服務于青年；由行政指令到宏觀調控、中觀指導、微觀搞活。

    而此時的李克強，正待在更廣闊而復雜的平臺上，展開他從政之路的下一個15年。

    專業(yè)精神

    （導讀）英國《經濟學人》認為，“克強指數”比官方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評論者說，就真實性而言，“克強指數”包括的三項指標，項項涉及真金白銀，幾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2010年末，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推出了一項用于評估中國GDP增長量的新指標——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這個以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名字命名的指數，是三種經濟指標：耗電量、鐵路運貨量和銀行貸款發(fā)放量的結合。

    2007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告訴來訪的美國駐華大使，他更喜歡通過三個指標來追蹤遼寧的經濟動向：全省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已放貸款量，以擠掉統(tǒng)計數字的水分。

    《經濟學人》認為，“克強指數”比官方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

    這本雜志特別列出一張曲線圖，以過去十年為時間軸，將“克強指數”與官方發(fā)布的GDP走勢相對照，發(fā)現趨勢上總體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現比后者劇烈得多。

    “克強指數”很快被一些國際機構認可。花旗銀行用它來對比工業(yè)企業(yè)利潤，認為解釋能力更強。

    評論者說，就真實性而言，“克強指數”包括的三項指標，項項涉及真金白銀，幾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飽受詬病，“克強指數”顯示出一名地方決策者的清醒、實在，也展現出他的專業(yè)功底和專業(yè)精神。

    李克強的專業(yè)精神，既來自系統(tǒng)的學術訓練，也來自從工業(yè)、農業(yè)兩個大省再到中央的實踐磨練。

    他外出調研經常隨機行動，到縣城的超市詢問商品價格，與小吃攤攤主聊天；或者是在下鄉(xiāng)途中臨時下車，追問村民稅費改革落實情況；爬上8米高的糧庫，撿起稻米細嚼，自己感受糧食品質。

    2013年春節(jié)前，李克強在包頭棚戶區(qū)看望居民，因為是臨時到來，讓居民家的“光屁股娃娃”歡樂地搶了新聞聯播的鏡頭。

    因為有對真實情況的把握，在審視和應對經濟難題時，他顯得功力深厚、底氣十足。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他做了一次令參會者“深感吃驚”的總結發(fā)言。據與會者講，他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從世界經濟困局講到國內經濟的轉型升級，環(huán)環(huán)相扣，邏輯嚴密，面前沒有一頁講稿。

    他主持的會，還要求參會人員不準念稿，講實際問題。

    事實上，在十八大召開前，李克強“督戰(zhàn)”營業(yè)稅改增值稅，在官方媒體發(fā)出的現場特寫中，他數次打斷埋頭念稿的發(fā)言者，直切關鍵：“你就說說，試點中還發(fā)現有什么問題？”

    這被外電解讀為“展現強勢作風”，“塑造熟悉經濟、果敢的形象”；民間則更關注被“拷問”的官員一時間為之緊張，將此視作“新政風”。

    而細究李克強的為學、從政之路，這更多地反映了他崇尚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基層調研時，面對老百姓，他也經常會追問：有什么惱火事？哪里不滿意？

    《小康》雜志的一篇報道曾引述一名河南官員的話說，1998年李克強初到河南，但讓河南官員感到意外的是, 新省長并沒有立刻搞什么大動作，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調。

    李克強此前給外界的印象近乎學者，面對“中國的縮影”河南，“李克強像個學生，自己摸索，自己去學習。”河南一位退休官員對媒體說。

    1999年初的《領導科學》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詳細記錄了李克強到任河南半年后召開的一次“工業(yè)經濟結構調整研討會”。

    相對于“工業(yè)經濟結構調整”本身，文章更感興趣的是研討會的組織運作方式，“對各級領導如何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尤其是如何遵循科學的決策程序，都是一種有益的啟示。”

    這篇文章說，由省政府出面召開研討會，本身就是件新鮮事，會議的組織運作更有特點：

    一是形式簡單，沒有會標，未請記者，沒有慣常的程式和“過門兒”，廳局領導每人領到的材料袋足有幾斤重，那是幾十個單位近兩個月來調研的各類研究報告。而會前的調研由李克強主導安排，有關部門列出了50個調研題目，要求必須用數據支撐觀點，把存在問題和調整方向找準。

    二是領導“到位”，代省長李克強、副省長張以祥“一坐到底”，邊聽邊記，不時插話，參與“研討”。

    李克強詢問的“行情”非常具體：水泥總量供過于求，高標號水泥占多大比例，省內市場如何；醫(yī)藥行業(yè)新增產值中新藥和普藥各占多大比重，新藥市場份額有多大；紡織行業(yè)服裝比例過低的原因是什么。

    這篇文章感慨，河南省工業(yè)經濟結構調整講了多年，但進展緩慢，一般號召多，工作指導失之空泛，缺乏實打實的研究，曾多次留下因見事遲、行動緩、工作不力而錯過結構調整機遇的憾事。

    這種被一些地方干部視作“新鮮事”的調研方式，對于李克強來講，是一種專業(yè)習慣、專業(yè)方法。

    隨后，在省長任內，李克強力推城市建設的“兩端”——體現現代城市特征的“鄭東新區(qū)”，以鄧州孟樓為樣板的小城鎮(zhèn)。提出“東引西進”戰(zhàn)略，引進國外和東部沿海的先進技術、品牌和管理經驗，提升產業(yè)檔次，開拓中西部市場。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強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親自主導了河南省的“十五”規(guī)劃編制工作，從而梳理、確立了河南面向未來的戰(zhàn)略任務和重大舉措。據知情者回憶，在他的辦公室、省政府會議室或是出差開會的臨時住所，他經常會同有關人員，自己摁著計算器，測算著什么產業(yè)會對全省拉動性最大，會使一些資源枯竭的城市繁榮起來；攤開地圖，描畫著鐵路、高速公路的網架結構。

    從酷暑難耐的盛夏，到大雪擁門的冬夜，用他的心血編就的規(guī)劃，至今仍是河南的戰(zhàn)略導向和戰(zhàn)略重點：中原城市群、大中小城鎮(zhèn)三頭并舉推動城鎮(zhèn)化、交通運輸大通道、文化旅游大省、優(yōu)質專用小麥和優(yōu)質肉產品生產加工基地……特別是他提出的兩高戰(zhàn)略——“較高的增長速度和較高的增長質量”，在帶領河南實現轉型升級和跨越發(fā)展的同時，不也開始了在全國范圍的放大版實驗嗎？

    2002年末升任河南省委書記之后，李克強的執(zhí)政方略全面亮相：

    提出“中原崛起”，夾在東南沿海和西部大開發(fā)之間的河南開始嘗試走出“洼地”。

    以“中原城市群”概念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zhàn)略，同時力推縣域經濟、小城鎮(zhèn)建設。這種城鎮(zhèn)化發(fā)展脈絡，既是李克強在學術研究階段“三元結構”理論的2.0版，也與后來中央力推的思路一致。

    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李克強提出“三化”——加快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推進農業(yè)現代化。幾年后當他作為副總理強調“新型四化”時，就是在“三化”的基礎上增加了信息化。

    作為制度配套，李克強提出了要創(chuàng)新體制：深化國企改革、發(fā)展非公經濟、加快發(fā)展開放型經濟、建設服務型政府。

    2004年底李克強轉任遼寧省委書記，上任15天，跑遍了全省12個地級市和沈陽、大連兩個副省級城市。翻檢他在每一地的調研講話，扎實而具體，小到某家企業(yè)的人均工資、某家鋼廠的轉爐規(guī)格，大到國企股份制改造、“大沈陽”、“錦州灣”、延長產業(yè)鏈條和推動資本運作。他的施政方略沒有河南那么長的準備期，幾乎與就任時的密集調研同時亮相。

    也許得益于對中國底層社會的切身感受，也許與傳統(tǒng)的和合思想有關，從當年的碩士論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強一直注重將學理分析與現實約束緊密貼合，找平衡，擴共識——這種務實的思路，對于斷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異巨大的中國社會而言，雖然未必給人一時驚喜，卻稱得起持久的專業(yè)和負責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