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5日,為了護住130元現金和一部手機,一名中年女子在杭州的出租房內被害。辦案時,民警獲悉,這名中年女子的丈夫出車禍身亡,她一個人在杭州“打工”,供養(yǎng)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 近日,這則令人唏噓不已的故事在網絡上熱傳,并展現了一個溫暖的、童話般的結尾——4年如一日,當年那些辦案的警察們始終在默默地接力資助著這三個孤女。 堅守背后,是什么打動了他們的心?昨天,本報對話當事的杭州市濱江區(qū)3名民警。 陸鈞 時任杭州市濱江區(qū)公安分局黨委委員、刑偵大隊教導員,現任濱江區(qū)公安分局副局長 吳仁賢 時任刑偵大隊重案中隊中隊長,現任濱江區(qū)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 沈劍平 杭州市濱江區(qū)公安分局長河派出所所長 關鍵詞 杭州民警資助三孤女 2006年3月25日,為了保住身上的130元現金和一部便宜手機,一名湖北赴杭州打工的中年女子在杭州市濱江區(qū)長河鎮(zhèn)被害。破案時,杭州市濱江區(qū)民警了解到,該中年女子的丈夫打工時遭遇車禍身亡,她一個人在杭州“打工”,維持著兩名古稀老人和三個正讀書的女兒的生活。 為了讓這3個孩子不輟學,濱江區(qū)公安分局的陸鈞、吳仁賢、沈劍平等近30名民警,挑起了供養(yǎng)這三個孩子的擔子。截止到發(fā)稿時,民警們4年來已累計捐款近8萬元。如今,三個孤女中,大女兒已經大學畢業(yè)參加了工作,兩個小女兒正在讀大學。 “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strong> 京華時報:最初,是什么觸動了你? 陸鈞:一位單親媽媽,40歲了,丈夫早逝,為了供養(yǎng)兩位古稀老人和3個女兒,獨自一人到杭州謀生,遇難前,她還死死地護住自己的衣袋,想要保住身上僅有的130元錢和一部便宜手機。后來,我們還獲悉,案發(fā)前幾天,她剛剛把掙來的幾千塊寄給女兒做學費和生活費。不管她是不是失足,她都是一位偉大的母親。 京華時報:她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遇害的? 陸鈞:2006年3月25日凌晨,我們接到報警,濱江長河江邊一出租房內,一中年女子被殺。后經調查,案發(fā)當天,幾名同在附近一工地打工的男子吃完夜宵后聊天,也許是認識被害人,他們說去那里“要點錢”。這些人來到被害人的出租房,以“做生意”為由敲門進入,并用兇器威脅她交出財物。被害人拼命抵抗,打斗中,對方連捅數刀,被害人倒下后,他們搶走了手機和130元現金。 京華時報:在案發(fā)現場,你看到了什么? 陸鈞:接警后,我們馬上趕往出租屋,死者是個中年女人,很瘦小。其實那也算不上是個正式的出租房,只是院墻邊上搭出來的一個小棚子,不過五六平方米。那么小一個房間,一眼看去什么都看清了,除了一張床,墻上掛著幾件衣服,床邊有個紙板包裝箱,算是她存放貴重物品的地方,其實也就是一些換洗的東西。最起眼的,也不過是一臺破電視機,很舊了,就值幾百元。 京華時報:當時知道被害者的身份嗎? 陸鈞:房間里實在太簡陋,起初以為那女子是撿破爛的。但辦案民警仔細查看現場后,就明白了女子是做什么營生的。后來,3名嫌疑人的交代也證實了我們的推斷。 受害者的鄰居也交代,她非常節(jié)儉,平時除了出門,基本是穿固定的幾件舊衣服;吃的,也是隨便煮一點東西填飽肚子就行。 京華時報:第一次接觸受害人的女兒是什么時候? 陸鈞:作為警察,在業(yè)務上我們更關心嫌疑人的情況,最初并沒有過多考慮受害人家庭條件怎么樣。案發(fā)后的一天,在長河派出所里,一個身材單薄的女孩子,穿著一件褪色的黃色滑雪衣,一雙破了洞的球鞋——她穿的這些衣服在杭州好幾年前就沒人穿了。她站在那兒,不多說話,眼神特別茫然無助。我問了一下辦案民警那女孩兒是誰,民警說是受害人的女兒。我這才知道受害人有個女兒,她是來給母親處理后事的。 京華時報:你當時什么感覺? 陸鈞:覺得這家人真不幸。通過走訪,民警找到了被害人的一些湖北老鄉(xiāng),相識的人都說她是個苦命人。她家是湖北農村的一戶普通人家,靠種地生活。1994年,受害人的大女兒要上學,丈夫去廣東打工為孩子掙學費,卻在外出第一年就遭遇車禍去世。事后,肇事司機逃逸,家人至今沒得到分文賠償。 這個中年女子被害時,家中還有一對古稀的父母和三個正在求學的女兒。她的老鄉(xiāng)說,看家中種地的收入遠遠不能供孩子上學,已經40歲的她才聽從老鄉(xiāng)勸說,于2005年12月到杭州掙錢。 京華時報:怎么破案的?罪犯是不是該給受害者的孩子一些賠償? 陸鈞:我們很快鎖定嫌疑人是在附近干活的三個油漆工,這三個人也很快落網。具體的破案手段不方便講,3個犯罪嫌疑人有一個30多歲,另兩個才20歲左右,一個判的死刑、一個死緩,一個判無期徒刑。但殺死她的這些犯罪嫌疑人,家里也很窮,都是外地到杭州打工的,干一天活也就30塊錢,根本沒有民事賠償能力。 我們當時還獲悉,3個孩子中,大女兒當時正在上大學,二女兒、小女兒在上初中,母親不在了,她們肯定要輟學。 “存折上的余額總是‘還有’,從來不會到零?!?/strong> 京華時報:你們誰先決定幫助那3個孩子的? 陸鈞:已經記不得當時哪個同事先說了一句“我們能不能幫幫這3個孩子?”聽到這句話后,大家都點頭。有位同事當時說了一句話,我至今印象深刻:作為職業(yè),被害人從事這個不太光彩;作為母親,她是偉大的,她是迫于生存壓力,才不得不那么做的。 京華時報:資助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陸鈞:她大女兒到派出所來料理后事時,我們發(fā)現她沒吃沒喝,就給她買了盒飯,后來聽她說,奔喪的車票錢都是找同學借的,民警就自發(fā)地為她解決了住宿、吃飯的費用,大概給她湊了幾千塊錢。案子破了后,我們了解到嫌疑人沒有賠償能力,便自發(fā)地為她們捐款,大概有2萬塊錢。后續(xù)的事情都是吳仁賢在具體負責,他做得很好。 京華時報:都有誰為孩子們捐了款? 吳仁賢:剛開始是我身邊的同事,比如時任刑偵大隊教導員的陸鈞,長河派出所所長沈劍平,預審中隊長孔國芳,內勤楊慧琴等人,之后還有我的朋友、鄰居等,他們聽說這個事情后,都很感慨,都愿意出一份力。人數記不清了,有捐多的,有捐少的,每個人情況不一樣。這4年來,大伙兒累計給三姐妹捐款近8萬元。 京華時報:這些錢怎么給孩子們? 吳仁賢:考慮到三個女孩兒都沒什么社會經驗,如果一次性給錢太多,她們可能會覺得錢來得容易,既管不好錢,也不利于她們的成長。大伙兒在農行高新支行開了一個賬戶,像一個小小的基金會一樣地運作起來,善款統(tǒng)一打入這個賬戶,然后逐月匯到三姐妹的手里。 每個學期開學,我們會把孩子們的學費都匯過去。平時定期給大女兒匯生活費,然后由大女兒負責三姐妹的生活費分配。最多的一個月是1000多元,按當地的消費水平,夠孩子們生活需要了。 京華時報:聽說幫你們匯款的銀行職工后來也自發(fā)捐了款? 吳仁賢:剛開始我不知道銀行捐款了。后來才知道,銀行的工作人員聽說了我們的資助計劃后,全體員工悄悄地給三姐妹捐了2萬多元。這個網點,從上到下總共也就10來號人。此外,也有朋友問我要賬號的,所以經常有“來路不明”的捐款,存折上的余額總是“還有”,從來不會到零。 “我們告訴大女兒,她媽媽很偉大,可以說忍辱負重吧?!?/p> 京華時報:三個孩子現在怎么樣了? 吳仁賢:大女兒已經畢業(yè)參加工作了,二女兒和小女兒還在上大學,二女兒目前身體不太好。 京華時報:和孩子們見過面嗎? 吳仁賢:見過兩次大女兒,一次是她來杭州實習時,另外一次是不久前她來杭州出差。她看上去和一般的年輕人沒什么差別,很陽光,很向上。她就叫我“吳叔叔”,第一次來的時候,還和我女兒見了面,兩個孩子聊得很投機。最近一次見面,是她到杭州出差給我打電話,我?guī)е掀藕托虃纱箨牭耐聜?,一起請她吃了飯,我們就像家人一樣交流。不過說到妹妹時,大女兒就皺起了眉頭,她們中的老二有先天性心臟病。 京華時報:你也很擔心二女兒的病情? 吳仁賢:對。有一次我給大女兒打電話,聽她聲音感覺很不開心,問她到底怎么了,一開始她不說,再三追問下才說二妹心臟病發(fā)作,在學校當地醫(yī)院救治,情況很危急。她說怕我們擔心所以沒說,想自己一個人處理。大女兒很懂事,這些年來承受了這么多事情,她比同齡人要成熟。 京華時報:和孩子交流時,會提到她母親的工作嗎? 陸鈞:案情通報的時候,大女兒知道了媽媽的工作,因為這是避不開的環(huán)節(jié)。不過在和孩子的交流中,我們從不刻意提。我們告訴大女兒,她的媽媽很偉大,可以說是忍辱負重吧。孩子也說不怪媽媽,有時候她們會自責,說拖累了媽媽。 京華時報:媒體報道之后,有人愿意幫助她們么? 吳仁賢:有人表達過這樣的意愿。但從我個人來講,我更希望的是輿論不要傷害到孩子。她們漸漸長大了,明白了很多事情。最初媒體聯系我時,我還幫著撥電話給大女兒,讓他們聊一聊。但現在我特別后悔,因為有媒體老去追問孩子,“你知道你媽媽當年做什么工作嗎?” 另外,我們還很反感有的媒體報道時,一味地強調“賣淫女”、“站街女”這樣的字眼,公安部已經建議稱“失足婦女”了,為了吸引眼球強調那些,我擔心會傷害到孩子。 “我們的社會救助系統(tǒng)還需要完善?!?/strong> 京華時報:有人說,因為你們的救助,她們姐妹3人的命運改變了很多。 吳仁賢:我們每個人捐的錢不多,但這些錢匯集起來,可以讓三個女孩兒完成學業(yè),沒有讓她們因為家庭變故和貧困而輟學。我們幫助她們,其實也并不艱苦,這只是一個平淡、簡單的過程。 京華時報:你們打算幫到什么時候? 吳仁賢:目前還在繼續(xù),至少要到三個孩子都大學畢業(yè)。大女兒上班第一天就打來電話說,她掙錢了,她要自己擔起照顧妹妹的責任,我們沒同意,畢竟她剛畢業(yè),大城市生活壓力又很大,打拼很不容易,我們還有這個能力幫她們完成學業(yè)。 京華時報:你在長河派出所工作這幾年,類似的救助做得多嗎? 沈劍平: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一兩次,不過每次情形都不太一樣。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一名司機酒后駕駛,車撞到了石頭上,司機當場死亡,車上的乘客重傷。肇事司機是外地到這邊打工的,人已經不在了,家里也無力賠償。最后,我們向上級打報告,給重傷者出了醫(yī)療費用,最后還給了他3萬元的生活補助。 京華時報:需要救助的人這么多,以你們個人的力量能幫得過來嗎? 沈劍平:我們確實遇到了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比如外地被騙過來的失足青年,他們獲救后沒有車票回家等等。我知道有個鐵路民警一年自掏腰包,出了萬把塊錢,幫助了很多人。其實,我們就想著,遇上了就幫,幫一個算一個。但遇到受害身亡的,我們能出點補助,卻不能代替作案者賠償。 京華時報:你有什么期待么? 沈劍平:我們的社會救助系統(tǒng)還需要完善,因為更多的救助要通過整個社會來完成。我覺得,比如交通肇事逃逸,如果當時抓不到嫌疑人,可由國家先行賠償給受害者家屬,等抓到嫌疑人了,再由嫌疑人來還國家這筆錢,這樣做,起碼像我們救助的這3個女孩的家庭悲劇就會少發(fā)生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