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急補應急課 專家稱政府要學會向媒體“出牌”

    政府應急自非典“猛醒”

    大地：什么是政府應急管理？

    汪玉凱：政府應急管理總體來講，是政府對突發(fā)公共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應對過程。突發(fā)性公共事件有人稱為危機事件，也有叫緊急事件，它包括自然災害、災難事故、公共衛(wèi)生事件，也包括各種社會群體性事件。這些事件主要特點是發(fā)生得很突然、來得很快、有很大破壞性，而且危害比較廣，會很快蔓延，甚至引起社會恐慌。

    大地：中國什么時候開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目前處于什么樣狀態(tài)？

    汪玉凱：其實，我國政府過去不是沒有應急意識，以及應對防范手段，我們一直有。但我國真正政府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時間上并不長。

    一個突出例子，非典來了以后，我們手忙腳亂，全國從上到下沒有應對突發(fā)性公共衛(wèi)生事件一整套的流程和預案。當時，各地信息上報都不準確，有隱瞞報的，有不報的，還有拖延報的，處置過程中大家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缺乏這方面的知識，不知道怎么來應對。非典應該說給我們國家上了一課。

    2003年以后，從中央到地方開始高度關注公共衛(wèi)生體系的建設，后來發(fā)展到更廣泛的應急管理，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群體性事件等突發(fā)公共事件。圍繞應對突發(fā)事件，出臺了《突發(fā)事件應對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并自上而下構建了政府應急管理的組織體系。國務院成立應急辦，各級政府都設立了應急機構，工作流程、工作內容、信息上報、如何處置等都有了一套規(guī)范程序。據我所知，從2003年到現在全國縣以上政府一共建起14萬項應急管理預案。

    大地：這個數字很龐大。

    汪玉凱：對，數量非常大，因為我們國家很大。你可以想想，非典以來很多突發(fā)性公共事件的應急水平有很大提高，這和過去六年我們政府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有很大關系。

    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是去年汶川大地震，雖然是千年不遇的大地震，但我們的救援應對受到世界的高度評價。特別是在重建過程中，讓一個省來援建一個縣，汶川讓廣東來幫，北川讓山東來幫，北京幫的是什邡，這種模式在全世界是沒有的，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再一個今年甲型H1N1流感在全世界蔓延，我們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防范措施有利，到現在沒有形成大面積蔓延的趨勢，受到世衛(wèi)組織高度贊揚。這都是我們比較成功的案例。

    群體性事件成應急“難點”

    大地：但官員在應對群體性事件上，似乎經驗不足。

    汪玉凱：對。我們現在應對水災、風災、火災，甚至地震等自然災害，應該說掌握得越來越好，但現在真正難的是應對人為的突發(fā)性事件。像湖北石首、貴州甕安、云南孟連等群體性事件，一些地方政府處置不當，方法簡單，甚至政府管理本身就引起事件發(fā)生。一些官員在處置突發(fā)群體性事件過程中有明顯失誤的地方，造成了失敗案例。

    最近，又發(fā)生了吉林通化鋼鐵公司職工把新任總經理打死的惡性事件，這起群體性事件有更復雜的起因。政府首先要分析起因，防止群體性事件爆發(fā)，不要說等它發(fā)生我們才應對，防患于未然非常重要。

    大地：剛才您提到的群體性事件很集中，頻現原因是什么？

    汪玉凱：原因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首先，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期，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這個時期容易積累很多社會矛盾、社會沖突，從大的結構背景來講，我們處在一個多事之秋。

    第二，我們利益分配關系明顯失衡，貧富懸殊過大（包括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差距），是目前引發(fā)群體性事件很直接的原因。剛才提到的通鋼事件就是這樣，民營企業(yè)在收購國有鋼鐵公司的時候，沒有過多地關注鋼鐵職工群眾的利益，沒有更多地征求他們的意見，引發(fā)了職工非常大的怒火，事件就爆發(fā)了。

    第三，政府管理過程中自身出現腐敗，出現政府與民爭利，出現了官民沖突，這也是一些群體性事件導火線。

    大地：我們社會的訴求表達機制也不是很健全。

    汪玉凱：對。比如說勞資矛盾比較尖銳，老百姓、工人、農民沒有正常的組織來訴求他們的利益，當怒火積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會釋放出來。所以有人說，我們的一些群體性事件，在實踐中的發(fā)展演變，呈現出某種爭利——泄憤——騷亂的現象。也就是說，當民眾的一些利益訴求得不到解決，甚至被一些官員誤判或者處置不當的話，事態(tài)就會向更嚴重的地步發(fā)展。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一些發(fā)達國家有暢通的訴求表達渠道，國人有國會替他說話，農民有農會組織，而我們的社會求助組織還不發(fā)達，集體訴求表達機制還不暢通，利益沖突發(fā)生以后，就容易出現群體性事件。

    我認為政府既要有培育發(fā)展社會組織的使命，更要有政府自身如何來收斂權力，如何保證公共政策公平和正義的理念，這是非常關鍵的。

    培訓省部級，更要縣處級

    大地：去年以來，國家行政學院先后舉辦了首期廳局級公務員應急管理專題研討班、省部級干部“突發(fā)事件應急管理”專題研討班，中歐預警及應急管理研討會。此背景下，又要建立國家級應急管理培訓基地。如此頻繁的針對性培訓，此前并不多見。

    汪玉凱：這是很重要的信號。應急管理最終要通過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來實現，他們素質的高低，理念是不是新穎，有沒有技能，對整個國家的應急管理水平，減少突發(fā)公共事件損失關系重大。從2003年以后，我們逐步開始意識到培訓的重要性。培訓不僅僅是培養(yǎng)官員的理念、技能，還要從體制機制上分析自身管理的問題，要找出原因。

    國務院把國家應急管理培訓基地放在國家行政學院，為什么呢？一是因為國家行政學院是國務院培養(yǎng)高中級國家工作人員的最高學府，主要培養(yǎng)省部級高官，以及司局長、市長、廳長，國家大企業(yè)領導人，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qū)的高級官員。而應急管理培訓主要是國務院進行培訓，沒有必要再花很多錢專門建一所學校。將來會在我們學院中再掛一個牌子，即國家應急管理培訓基地。

    其實，這幾年沒有掛牌之前，我們也承擔國務院一系列有關應急管理培訓任務，像你剛才提到的培訓，現在我們和德國也有應急管理培訓方面國際合作交流。但我想掛牌以后，應急管理方面的培訓能夠更規(guī)范，更具規(guī)模，走向正規(guī)化。

    大地：您剛才提到，培訓主要針對省部級官員和廳局級干部，而當下矛盾比較集中在縣一級，對縣一級干部的培訓是不是也要提上日程？

    汪玉凱：我們國家有兩千多個縣，省管縣推行后管理重心將進一步下移，縣將承載起更多的職責。縣政府主要職責是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要直接面對老百姓，而突發(fā)性事件、自然災害、事故災難也由縣一級出面，所以說縣是很重要的一級。

    目前對縣一級的培訓，按照培訓職權劃分主要在省，不在國家行政學院培訓。但是鑒于縣委書記和縣長這兩個職位特別重要，中組部在前兩年，已經陸續(xù)把縣里的一二把手，縣委書記和縣長分別放到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以及中組部所屬的幾所干部院校進行培訓。我的基本看法是：將來我們應急管理培訓基地建立以后，有可能把培訓的鏈條延伸到縣一級的主要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