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明，一位四川籍農民工，向本報舉報河北定州一磚窯包身工問題，并隨記者實地調查，但在當地一家賓館里，他夜半失蹤。對此，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同時，道義上的責任感也使我們心懷憂慮：這個幾乎身無分文的農民工，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何以度日？他的生存與安全能否得到及時、有效的保障？

　　至今，陳忠明 下落不明已有數日。在事件水落石出之前，我們只能進行合理的推斷：陳忠明的突然失蹤，要么是人為導演，要么就是他個人主動出走。

　　第一種情況，任何善良的人們都可以想到，在當地媒體和中央電視臺對“包身工現象”的多次報道下，當地有關負責人已表示“將認真研究并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本之策和長效機制，對定州小磚窯進行全面綜合整治，從根本上防止包身工事件再次發(fā)生”，但從陳忠明的舉報線索和本報記者的前期暗訪發(fā)現，問題似乎并沒有徹底解決。陳忠明所舉報的問題一旦再次被媒體披露并查證屬實，當地有關部門的公信力無疑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所以，人們有理由合理懷疑當地不希望被曝光的某些組織或者個人對陳忠明采取了強制性措施，導演了這次失蹤事件。

　　第二種情況就是陳忠明放棄了協助調查。其中又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陳受到某種外力壓迫，對強勢的恐懼使得他不得不放棄。畢竟，我們的記者在調查過程中都時時感到威脅的存在，更何況作為普通打工者的陳忠明？基于人性考慮，當一個普通人感受到強大的外力威脅時，放棄自己的一些主張也是有可能的。二是當地有關單位或者個人和陳通過談判私了，之后陳主動離開。三是陳忠明基于內心自由意志，放棄協助調查主動出走。但這種可能面臨很多邏輯困境：畢竟他已為舉報付出了沉重代價，甚至不惜數百里之遙親自赴京尋求支援。

　　總之，除了對陳忠明失蹤的種種推斷，還有本報記者在定州調查問題時，當地有關官員就在警方人員的帶領下與記者一行“不期而遇”的“巧合”———種種情況都在說明，有明顯的人為因素摻雜其中。正是這些人為因素，使得一樁簡單的舉報案件變得錯綜復雜，使得舉報人離奇失蹤，有關調查也難以進行。

　　陳忠明失蹤，相關調查便陷入了僵局。但是，對一個公民的失蹤，當地政府部門不應該漠然置之。不應因為被舉報人窯主不愿意提供舉報人的相關信息，當地有關部門就難有作為；況且，舉報人的特殊身份，其人身安全已引發(fā)公眾廣泛關注時，有關部門更要積極主動地尋找，履行對公民的庇護之責。

　　盡管陳忠明的失蹤需要假以時日來尋找，但是已經出現于其他地方的不正�，F象是需要警惕的。長期以來，有的地方出于對自身形象和地方利益的考慮，對媒體所反映的問題，往往抱著“能躲就躲、不能躲就藏、不能藏就蓋”的心態(tài)，甚至采取各種方法“謝絕”媒體正常的新聞報道。這種“鴕鳥策略”不僅不利于問題的解決，而且也阻礙了輿論監(jiān)督的開展。陳忠明的失蹤和舉報都發(fā)生在一個地方，很容易在公眾中產生某種聯想，不利于當地政府的形象。我們寧愿相信當地有關部門在這件事上是清白的，但證明清白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到并公布真相，漠然置之只能會使事情越來越復雜。

　　同時，還需要說明的是，最初本報之所以關注這個事件，是因為這個問題關乎中國當代農民工的生存權益問題。因此我們希望，“包身工”問題能夠因為此次事件得以凸顯，并能夠得到徹底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