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陽為14大隊駐地，他們的處境已極為糟糕，城內(nèi)的兵力由于一次一次地派出去救援，只剩下不到一個小隊的兵力了，而城外則由約1200名八路軍兵分三路地包圍著。幸好縣城的偽軍縣警備大隊還有幾 百人，堡壘比各中小據(jù)點堅固，又有炮兵部隊、機關槍部隊和充足的彈藥，才守住了城。一見軍部派來了一個小隊，壽陽守備隊喜出望外。日軍的“貴族兵”雖有“貴族”氣，但也還不含糊，很有點像八路軍總部和師部的特務部隊，比一般部隊更為精銳。他們一到壽陽，竟拿起槍桿子，“支援當?shù)夭筷犠畛醯姆磽簟薄?p>    8月28日，經(jīng)過一周步行的泉萊、朝枝小隊終于到達目的地———陽泉。9月初，又坐飛機返回太原。至此，太原軍部才具體掌握正太路的大體情況。

    一支現(xiàn)代化的軍隊要依靠原始方式來進行聯(lián)絡，還能樹立什么“絕對權(quán)威”！

    還必須指出的是，在8月30日以前，泉萊、朝枝小隊是擁有3個師團又4個獨立混成旅團的第一軍派往正太路增援的惟一一支軍隊。

    對八路軍來說，這不是抓住了最好的戰(zhàn)機嗎？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懷在種種壓力下“承認”了一個“錯誤”：“過早舉行了那次戰(zhàn)役（百團大戰(zhàn)）”，他說：“再熬上半年時間，或者等敵人進攻長沙、衡陽、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時，我軍再舉行這次大規(guī)模的破襲戰(zhàn)役，其戰(zhàn)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義也要大得多”。

    這是一個無法證實的假設。但我們知道，“進攻長沙、衡陽、桂林”，是1944年4－12月日軍發(fā)動的一次出兵50萬，打通湘粵、湘桂交通線的大戰(zhàn)役。這時還有百團大戰(zhàn)這種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戰(zhàn)機嗎？如果單憑實力可以打的話，這時的八路軍新四軍已有近百萬大軍，照樣可以打一個“意義也要大得多”的大戰(zhàn)。更重要的是，當時八路軍的思想是“保衛(wèi)大后方”，哪里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怪念頭，希望日軍去打長沙、衡陽、桂林的呢？

    彭德懷的真實思想可用他1940年9月25日在中共北方局高干會議上作報告的一段話來證明。他說，“百團大戰(zhàn)的勝利”，有使“華北戰(zhàn)局更加嚴重的可能”。因為敵人可能“從華南、華中及日本國內(nèi)調(diào)三個至五個師團到華北來”。但是，彭德懷非常自豪地說：

    這雖然將增加我們的困難，但可減輕敵人對我大后方的壓力，減少投降的危機。今天的小的犧牲可以免掉將來大的困難，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這才是真正的彭德懷，這才是共產(chǎn)黨能得民心、能奪政權(quán)的關鍵所在。

    總之，前線日軍的動態(tài)表明，百團大戰(zhàn)對戰(zhàn)機的分析判斷和把握，簡直是到了絕妙的地步。

    3、多田駿殺“雞”不成反丟了“牛刀”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有一項“重大發(fā)明”，叫“牛刀子戰(zhàn)術”。

    “牛刀子”取自中國一句成語“殺雞焉用牛刀”。不過，多田是反其意而用之，即“殺雞要用牛刀”。意思是，

    共軍力量雖小，但要認真對待。讀過書的日本人對中國文化都略知一二，多田看來也還讀了幾本中國的書。

    多田是1939年9月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他的前任是“七七事變”時期的陸相杉山元大將。

    杉山元是日軍中“一擊滅華”論的代表之一，他在“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提出的第一個侵華方案，竟然只要求增派3個師團的日軍來華，其狂妄勁由此可見。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后，在他眼里，華北根本沒有中國軍隊，既無中央軍，也無共軍，只有“殘敵”和“匪團”。他在1939年4月主持制定的《治安肅正綱要》的第一章第一條就是這樣寫的：“治安肅正的目的在于，剿滅占領區(qū)內(nèi)之殘敵及匪團，徹底扼殺游擊戰(zhàn)爭。”

    翻閱一下作戰(zhàn)紀錄，多田知道，對華北共軍，不可忽視。

    別的不說，單說1938年2月4日對晉東南進行的“九路圍攻”。

    那次，日軍先后出動3萬大軍，“掃蕩”晉東南，結(jié)果連吃敗仗。以與129師386旅作戰(zhàn)的情況為例。

    1938年2月開始“九路圍攻”，一開始就碰了個釘子。2月22日，荒井大隊剛進入太行山的邊緣，就在井陘西南的長生口遭到陳賡386旅的伏擊，兩個中隊被殲，殘部逃往井陘縣城。3月16日，16師團的粕谷部隊和108師團的

尾部隊共1500多人從潞城出發(fā)，前往黎城。這是一支兼有押運任務的增援部隊，押著幾百輛大車，隊伍拉得有好幾里長。翻一座山，爬一道坡，這支隊伍來到了神頭嶺。這里地勢比較開闊，公路兩旁只有一些光禿禿的小山梁。于是，隊伍就休息起來。打開罐頭，準備吃飽喝足再開路時，他們突然發(fā)現(xiàn)，在幾公里長的地段上的山梁上，露出一兩千張臉，“連被憎惡燃燒著、充滿敵愾的心像睜著眼的眼光，都可清楚的看到了”（一個日軍關于此戰(zhàn)的回憶）�？墒�，已經(jīng)來不及了。只打了兩個來小時，這支部隊大部分被殲，死傷1000多人。僅108師團的一個輜重隊，據(jù)日方記載，“計戰(zhàn)死者290名，戰(zhàn)傷者40名，失蹤60名，紙幣15萬元全部被奪去，108師團這樣的損害是從來沒有的。此外警備一小隊也全滅了……潞安到黎城的道路上，鮮血這邊那邊流著，我們的部隊通過其間，真覺得難過，禁不住流下滾滾的熱淚�！�

    這就是被日軍稱為游擊戰(zhàn)“典型戰(zhàn)術”的神頭嶺伏擊戰(zhàn)，出擊部隊為386旅的771團和772團，陳賡親任總指揮。

    重兵押運的大車隊被全殲后，一支汽車大隊又接著挨了一次痛擊。

    3月31日，14師團山田部隊的180輛汽車從黎城開至涉縣的響堂鋪。這里是一段沙灘地，汽車速度很慢。結(jié)果遭到猛打。山坡上，朱德、彭德懷還陪同國民黨軍隊的一些軍長、師長在觀戰(zhàn)。到上午11時，戰(zhàn)斗結(jié)束，180輛汽車全部被燒毀，隨車的森本少佐以下400多人被打死打傷。

    誰打的？又是386旅。386旅不但打車隊，而且敢打日軍的大部隊。

    4月12日，108師團步騎兵6000多人由長冶出發(fā)，進擊武鄉(xiāng)、榆社。16日，一股日軍來到武鄉(xiāng)長樂村。遭到386旅的圍攻。日軍陸續(xù)集結(jié)了3個步兵聯(lián)隊，1個炮兵大隊和數(shù)百名騎兵前來增援。但打了14個小時之后，被包圍的117聯(lián)隊1500多人仍被殲滅，增援部隊也死傷不少。

    長樂村之戰(zhàn)，使日軍只好結(jié)束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

    386旅損失也大，最令官兵悲痛的是772團團長葉成煥在戰(zhàn)斗中受重傷，兩天后，在醫(yī)院犧牲。

    ……

    除了這些紀錄外，多田又在上任前夕和上任前兩個月遇到了損失上千的陳莊之戰(zhàn)和黃土嶺之戰(zhàn)。

    對這些失利，多田把它們歸之于狂妄輕敵。阿部中將曾對兒女寫信，說打仗是最輕松愉快的時候。108師團受創(chuàng)最重的苫米地旅團的旅團長也是一個這樣狂妄的家伙，他曾在給女兒寫的信中，附上一幅掛有勛章的照片，得意地說：“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

    除認為狂妄輕敵造成失利外，多田還認為過去的戰(zhàn)術也不對，出動那么多的軍隊去尋找八路軍主力作戰(zhàn)。結(jié)果，你找他找不到，你不防范他卻找來了。

    鑒此，多田發(fā)明了一種“新戰(zhàn)術”，即“分區(qū)掃蕩，分散布置，靈活進剿的牛刀子戰(zhàn)術”。

    具體而言，大體是這樣的：

    首先，集中兵力一個一個地區(qū)地進行“掃蕩”�？刂七@個地區(qū)之后，就在這里大修堡壘，并留一支部隊駐守。同時，用鐵路公路將這些堡壘連接在一起，發(fā)現(xiàn)情況，就集中兵力“靈活進剿”。為了形容這些連接著公路鐵路的堡壘的威力，并提醒部屬不要輕敵，多田就把這種戰(zhàn)術稱之為“牛刀子戰(zhàn)術”。

    “牛刀子戰(zhàn)術”借鑒了蔣介石“圍剿”蘇區(qū)紅軍的經(jīng)驗，更借鑒了關東軍的“治安肅正”經(jīng)驗。

    華北方面軍有一名憲兵司令官，叫佐佐木，也是一位中將。此人曾長期在關東軍中任職，據(jù)說在東北的“治安肅正戰(zhàn)”中“有過偉大的功績”，使中國東北的抗日武裝，從1932年的30余萬銳減至1933年5月的12萬，又降至1934年春的3萬，最后降到1937年底的兩萬。佐佐木的基本經(jīng)驗，就是“分散配置”。他認為盡管分散配置會給部隊的訓練指揮造成許多“不利和困難”，“然而，為對付當前的分散游擊之敵，舍此尚無其他良策”。（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