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知道我去“兩萬戶”之前，懷疑地說，那里都拆完了吧。母親自小在楊浦區(qū)長大，從1949年出生到現在，楊浦區(qū)雖有“下只角”的寒磣和掙扎，卻是母親在山東父親面前賴以驕傲的地方。母親以為消失了的“兩萬戶”，山東父親卻知道它的現狀，告訴我乘坐22路電車可以到。

　　去“兩萬戶”的路上，跟很多人解釋過 為什么要去，解釋越多，我這點點挽留“兩萬戶”記憶的努力仿佛也找到了意義。

　　接近下班時間，22路電車不緊不慢地開，這輛車的始發(fā)站和終點站幾次變化，每次變化都和城市變化有關。第一次，為了保護外白渡橋，始發(fā)站從十六鋪縮短到閔行路。這一次，為配合市政建設，終點站從軍工路水產大學門口改道，經過長陽路、內江路、敦化路，�？吭陂L白路。

　　東西走向的長白路不寬，長白一村就在馬路的北邊，說是新村，其實就像是一臺12寸黑白西湖電視機，被拆去了外殼，電路裸露在外面。在已沒了窗戶，人去樓空的隔壁，還有人住，日光燈、鋁合金窗、曬著衣服的晾衣架，涇渭分明。

　　沿著馬路，一溜白色墻壁把長白一村圍了起來。墻壁上，滿是標語和涂鴉作品，有的地方被不本分的梧桐樹撞開了缺口。長長的墻壁前，只有一個修自行車的攤頭。

　　長白路的對面是占地31196平方米的歐洲豪庭：韻都城，小區(qū)有714戶住戶。幾年前，這里也是“兩萬戶”。但現在在這群三段式立面造型的建筑中，已完全找不到當年的痕跡。

　　歷史背景

　　“兩萬戶”名稱的由來，緣于可以居住2.1萬戶居民。1949年后，市政府根據中央“今后數年內，要解決大城市工人住宅問題”的指示，把建設工人住宅新村作為改善職工居住條件的重點。在楊浦和普陀兩區(qū)建造了大批兩層的磚木結構工人住宅，可容納2.1萬戶、10.2萬余人，俗稱“兩萬戶”。

　　“兩萬戶”的出現，令入住者告別了棚戶、滾地龍、鴿子窠，這在當年不啻是一件大事。“上海工人的大喜事”，這就是當年《新聞日報》在報道“兩萬戶”落成時的新聞標題。

　　曹楊新村是最早建成的工人住宅區(qū)，之后，從1952年開始，市政府決定在全市范圍內建造兩萬戶工人住宅，共60萬平方米。以滬東、滬西兩個工業(yè)區(qū)為重點，在這兩個工業(yè)區(qū)防護帶1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時適應顧及滬南工業(yè)區(qū)，規(guī)劃了長白、控江、甘泉、天山、日暉等9個新村。

　　住宅的樣式參照蘇聯集體農莊住宅，磚木結構，有2個公用廚房和4個公用廁所，上下兩層，每層5間房，可住10戶人家。

　　全市的兩萬戶，楊浦區(qū)約有1.4萬戶，分布在控江路以北，軍工路至大連路之間。從1952年8月15日開始施工，1953年5月竣工�？傆嫿ǚ�530幢1000個單元(每個單元為1個門牌號)1萬戶，建筑面積28.6萬平方米。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萬戶”里的人口不斷膨脹，住戶已遠不止“兩萬”戶了，一間20余平方米的屋子三代同堂或住上兩三對夫妻，一點也不稀奇。而且“兩萬戶”的廚衛(wèi)設施陳舊，公用廚房位于一樓，十分擁擠；廁所總共只有4個蹲坑，只能充當倒便池。于是，近年來，改造“兩萬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楊浦區(qū)在2002年5月宣布準備動遷“兩萬戶”。全市最大的“兩萬戶”住宅群：鳳城一村已在同年被拆除。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兩萬戶”碎片可以讓我們重溫。

　　2005年的上海冬天特別冷

　　2月21日的上海已被雨、雪考驗過，這對于住在長白一村的尹玉珍阿婆來說，是最怕的天氣。因為一下雨，屋子就漏水，這是老房子的老毛病，物業(yè)也沒辦法，所以80歲的尹阿婆只好買來一堆塑料盆接水用，有時半夜還得起床倒水。

　　80歲的尹阿婆，原是國棉十七廠的職工。1953年，她成為全廠第二個搬進“兩萬戶”的職工。1960年，她被評為上海市勞模。

　　從圖門路滿是小商小販的街上穿過，兩萬戶似乎可以從任意的角度切入。從這里進入，能一眼見到全貌，拆了一半的房子里，外地孩子不知愁滋味地嬉鬧；從前的小河、后來的樹林、現在的垃圾場；人們在嘈雜中自然地生活。

　　70多歲的王老伯1956年搬進“兩萬戶”，從前跟師傅修棕繃床，后來進了廠子做小工�，F在年歲大了，身上的衣服還是以前的對襟式樣。

　　王老伯和尹阿婆是鄰居，門前的老年托兒所已被拆了。尹阿婆的家在二樓，剛分來時，是一樓，但是由于當時的地理環(huán)境實在荒涼，一樓不夠安全，就調到了二樓。如今，狹窄的木樓梯，每走一步，都讓人擔心它的承受力。尹阿婆作飯、上廁所都要下樓，一天數不清要走幾遍樓梯，80歲的她說習慣了。

　　尹阿婆在“兩萬戶”里住了一輩子，在這間大約20平方的木結構房子里，她送走繼母、丈夫、小媳婦，現在和殘疾的小兒子一起住，說是相依為命，其實更多的是老人照顧兒子。

　　“我有5個孩子，其中3個是兒子。頭上兩個，一個插隊江西，一個插隊貴州�！� 尹阿婆說在1953年之前，她和先生在外頭租亭子間住，亭子間中間尖，所以人只能在中間站直。在那間走路都要彎腰的亭子間里，尹阿婆的三個孩子陸續(xù)出生。1953年，廠里評條件，根據人口分給她“兩萬戶”的房子，后來又統一加了9平米，“那時我們一家8口人住，5個孩子，還有繼母，只有一張床，3個小孩陪外婆睡床上。”繼母一直跟著尹阿婆過，她養(yǎng)她老，送她終。

　　在這間狹小的房子里，尹阿婆一生的悲歡都寫在這里。里面的家具是小兒子結婚時買的，現在已經被雨水淋壞了，而小兒子結婚8年，媳婦病了4年，婆婆伺候了4年。媳婦娘家就在圖門路上，卻因為和母親不和，很少回去。病榻前，倒是婆婆在小心伺候著，甚至連媳婦喜好的麻將，婆婆也小心地捧了去。

　　尹阿婆小聲告訴我，她舍不得媳婦，逢年過節(jié)還給媳婦燒點紙，“說起來，這其實是迷信的”。

　　另4個子女都有各自的生活，尹阿婆惟一的牽掛就是小兒子，小兒子每月僅500元的收入，不喝酒，抽點煙。尹阿婆一心想為兒子再討個老婆，卻是不容易的。“我走了他怎么辦啊”？

　　尹阿婆幸運的是，家里并沒有因為房子爭搶，至少留下的都是溫情的回憶。

　　“怎么辦？”似乎是“兩萬戶”居民普遍的心態(tài)。在和這片空間相處的幾十年間，許多人在里面得到庇護，在里面演繹了自家的故事，鬧的、哭的、笑的、打的，平常日子卻有平常的生動。（劉莉芳 錢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