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１９９７年改革高校收費制度，學生讀大學由不交學費改為交納一部分約占教育成本的２５％學費。多數(shù)學生家長認可了這一改革。但也引起了部分人的反對。尤其是最近一兩年，國內(nèi)關于高校收費問題的爭議不絕于耳。媒體上的聲音幾乎是一邊倒：高校收費太高了。甚至連主管高等教育的張保慶副部長也說，高校收費
不能再提高了。當然，也有人認為現(xiàn)在高校收費還不夠高，應當進一步提高。對這些議論，我們應當認真思考，不可人云亦云。
大家知道，辦大學是有成本的。有資料稱，我國大學的教育成本，理工學科是每生每年１．４－１．６萬元，人文學科是１．２－１．４萬元。從簡單再生產(chǎn)角度看，必須收回這些成本，學校才能補償消耗，維持正常運轉。補償這筆成本的款項，是由國家支付，學生家長支付，還是雙方各支付一部分，取決于高等教育服務這種產(chǎn)品的性質(zhì)。
公共財政理論認為，由國家即全體社會成員付費的產(chǎn)品只能是那些諸如國防、社會治安、環(huán)境保護以及基礎教育即義務教育等公共物品。這些物品是全體社會成員都需要的，且每個人的消費量差不多。根據(jù)“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原則，既然這些物品由全社會消費，理所當然地應當由全社會付費。另外，這些物品的收費比較麻煩，有的根本沒有辦法收費，有的雖然可以收費，但收費成本很高，在經(jīng)濟上不合算。因此，如果由私人來供給公共物品，就會因為其私人利益小于私人成本導致供給不足。從這個角度看，公共物品也應當由國家來付費提供。
與此不同，高等教育服務是一種私人物品，而且是一種比較奢侈的私人物品。因此，高等教育服務成本應當由受教育者個人支付，而不能由國家免費供給。這就如同消費者購買一臺筆記本電腦只能自己掏“腰包”，而不應當由國家免費供給一樣。但是，高等教育服務同時又是一種有正的外部性的特殊私人物品。這表現(xiàn)在，當大學畢業(yè)生從業(yè)時，他一方面取得私人利益，同時還貢獻給社會國家一部分利益。就是說，大學畢業(yè)生人力資本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根據(jù)“誰收益誰付費”的原則，國家既然從大學生人力資本的消費中取得了部分收益，當然也應當支付一部分高等教育成本。這就是世界各國政府都對大學包括私立大學補貼部分經(jīng)費的經(jīng)濟原因，也是大學生只交納部分高等教育服務成本的經(jīng)濟依據(jù)。
問題是，學生和國家應當各自承擔多大比例的高等教育成本。這在不同的國家是有所不同的。例如，美國州立大學的學生承擔２５％，政府承擔７５％。
私立大學的教育成本基本上由學生承擔。歐洲各國的大學學費普遍很低，學生基本上不承擔高等教育成本。我國規(guī)定按教育成本的２５％收取學費。據(jù)張保慶副部長提供的信息：２００３年，全國高等教育收費約４００億元，同期國家對高校的財政投入約７００億元，學生家庭分擔的高等教育年度投入比例已達到３６％。這是有人極力反對提高學費的理由。我不知道上述高等教育成本比例是根據(jù)什么做出的，不便妄加猜測。不過，從基本的經(jīng)濟學原理來看，這個比例應當依據(jù)“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原則來確定。就是說，國家和學生家長均應按獲得的收益比例來分擔相應的教育成本義務。為此，就需要測算大學畢業(yè)生平均一年創(chuàng)造了多少新價值，自己拿到了多少，貢獻給了國家多少。如果用工資代表學生的私人收益，用稅金和規(guī)費代表國家的收益，可以有把握地說，目前學生家長支付２５％的學費并不算多。當然，不同的專業(yè)、不同的學歷層次，不同的地區(qū)，情況會有所差異，因而學生交費的比例也應當有所不同�，F(xiàn)在這種由國家統(tǒng)一規(guī)定收費標準的做法，是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遺產(chǎn)，不足為訓。
反對大學收費的另一個理由，是農(nóng)民收入太低，供不起學生上大學。據(jù)說，貧困地區(qū)三個農(nóng)民的年收入才能供養(yǎng)一個大學生。這是事實。我國有些農(nóng)民，尤其是貧困地區(qū)的農(nóng)民收入水平很低，供大學生讀書確實很困難。其實，在城市中，工人供養(yǎng)大學生也很困難。問題是，農(nóng)民收入低，買不起的東西不僅僅是大學教育服務。還有好多東西，他們也買不起。比如，有些農(nóng)民買不起家庭轎車；有些農(nóng)民買不起花園別墅；有些農(nóng)民買不起“新馬泰”旅游，等等。為什么他們不要求政府免費供給他們汽車、別墅、旅游，卻偏偏要政府免費供給大學教育服務呢？這在邏輯上能成立嗎？
其實，大學收費標準就是大學教育服務的價格。均衡價格理論模型已經(jīng)證明，大學教育收費標準的決定，不僅取決于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同時還取決于生產(chǎn)者學校的成本狀況。它即大學收費標準是由對大學教育服務的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共同決定。如果教育成本既定，收費標準就完全取決于對高等教育服務的需求。我國的現(xiàn)實情況是，高等教育嚴重供給不足，處于壟斷賣方市場。在這種市場結構中，高收費有其必然性，不會因為人們的實際支付能力低而有所改變。如果硬要違背客觀規(guī)律，人為地降低收費標準，而國家又沒有相應地增加投入，必然使學校入不敷出，其結果只能是高校教師大面積流失，教育服務質(zhì)量下降，高等教育萎縮。這幾年高校的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從長遠看，這種局面并不利于受教育者。所以，用農(nóng)民包括城鎮(zhèn)居民收入水平低來反對高校合理收費
，在經(jīng)濟上是沒有根據(jù)的。
那么，面對高昂的大學收費，支付能力不足的學生和家長應當怎么辦？理性的選擇有兩個：一是貸款上大學。這在發(fā)達國家非常普遍。目前，我國也出臺了貧困大學生助學優(yōu)惠貸款辦法。如果一個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已經(jīng)獲得了大學入學資格，又有志于接受大學教育，通過助學貸款完全可以圓你的大學夢。二是放棄上大學。一個人能有機會上大學當然很好，但如果條件不允許，不上大學也沒有什么不可以。在現(xiàn)代社會，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同樣可以有很好的出路，同樣可以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從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驗來看，社會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上大學。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曾提出過讓所有的孩子都上大學的競選口號，事實證明，口號就是口號，不會成為現(xiàn)實。
對于后一種選擇，肯定有人認為是不公平的。其根據(jù)可能是人人都有上大學的天賦權利。既然我有能力考取大學，社會就必須保證我能夠上大學。如果因為我支付能力不足而不能上大學，就是不公平。其實，這個問題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假定大學教育服務是國家免費提供的，那就意味著全國所有的納稅人都支付了教育服務費用。可是，有些納稅人的孩子并沒有上大學。他們只承擔了義務，卻沒有享受權利。相反，有些納稅人的孩子上了大學。他們享受了全部權利，卻只承擔了一部分義務。這是讓沒有接受高等教育服務的人為接受教育服務的人“埋單”，是讓一部分人侵占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從“權利和義務對等”的原則來看，這是真正的不公平。相反，高校堅持“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收費，才是真正的公平。
談到高校收費問題，不能不談高校的教育服務質(zhì)量問題。在美國，私立大學學費是國立大學的４倍多，但選擇私立大學的學生并不比州立大學少。這里的關鍵是私立大學的教育質(zhì)量高。我國許多學生家長寧愿把孩子送到國外讀高學費的學校，考慮的也是教育質(zhì)量問題。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沒有聽說誰抱怨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收費高。從這個角度看，討論大學的收費問題，關鍵是要看收費和教育服務質(zhì)量是否匹配，也就是性價比問題。不問產(chǎn)品質(zhì)量如何，只在價格上糾纏，是沒有抓住問題的要領。
無庸諱言，現(xiàn)在我國高校的收費與其成本過高確實有關。假如教育成本降下來了，少收些學費，也不是不可能的。問題是，這種高成本主要是由現(xiàn)行的辦學體制造成的。國家壟斷高等教育排斥私立大學，公立學校沒有競爭壓力，學校產(chǎn)權不清晰，管理者沒有辦學自主權，非教學機構林立，機構重疊、臃腫，人浮于事。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改革才能解決。高等教育服務的潛在需求者如果希望少交點學費，就請推動和寄希望于高校改革吧。（作者單位：山東財政學院經(jīng)濟學系
徐雷）
特約編輯：舒薇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