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央情報局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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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徽章的部分圖案。
歷史，曾被它改寫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日前解密了題為“追尋龍的足跡”的評估報告，引起世人關注。該報告對1948年～1976年的中國內政外交予以了詳細的評估，而這些顯然都來源于美國龐大情報部門搜集的眾多信息。在美國人追尋“龍的足跡”之時，我們也試圖還原美國對華情報工作的足跡，以求理出中美關系的些許脈絡。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李若非報道 10月15日，美國第一次公開了有關1948年～1976年間關于中國的情報評估報告，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報告處理流程
美國的情報部門很多，目前共計13個主要機構。這其中包括了中央情報局、國務院情報研究局、能源部和財政部下屬的情報部門、國家安全局（主管電子信號截收和密碼破譯）以及軍隊自有的情報部門等。
二戰(zhàn)后，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成了這些情報部門的一個重要工作。所有情報，最后交由中央情報局匯總。
中央情報局除了搜集情報外，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協(xié)調美國的對外情報工作。他下屬情報部的中國專家會把通過多種途徑獲得的信息，進行匯總分析，最后形成《國家情報每日簡報》內容的一部分，這份簡報分發(fā)給華盛頓的250多個政府高級官員和遍布全球的幾百個其他美國官員，作為美國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而另外一份更為詳細的《總統(tǒng)每日簡報》則會于每天早上八點前送到白宮。
這次公布的這些報告都是評估報告，它不同于一般的情報簡報，在由中央情報局研究與評估辦公室短暫負責了一段時間后，1950年11月，中央情報局國家評估辦公室開始履行這一職責，一直到1973年止。本次發(fā)布的有關中國的評估報告大部分出自該辦公室之手。該辦公室是一個小規(guī)模的機構，設有由5到12名高級專家組成的國家評估委員會，并雇用25到30名具有地區(qū)與職務專長的專業(yè)人員以及后勤職工。
評估不同于一般的情報�？偨y(tǒng)、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美國情報部任何成員和國家評估辦公室領導本身都可以要求進行評估。評估過程平均為六到八周，國家評估辦公室完成評估后，由中央情報局局長提交美國情報部每周一次的會議取得最后同意。
屆時，如個別部門對評估里的論斷提出具體異議，將對其進行討論,并記錄和記載于最后的草稿中。評估的最后稿件由國家評估辦公室，根據(jù)機密級別，評估議題，以及針對性傳送到美國政府內的一百至三百個人員或辦公室。許多評估經過發(fā)表后，還接受正式的復核以便情報搜集人員對“情報缺欠”或信息不足加以糾正。
為了更好地滿足對情報的需求和更好地使情報界人員參加起草評估性的情報,國家評估辦公室于1973年由國家情報官接替。1979年成立的國家情報委員會由這批具有實質性知識的專家組成.本集匯編中由國家情報官系統(tǒng)主持下編制的只有兩份文件,而全部匯編中只有三份文件是由國家情報官系統(tǒng)主持下編制的。
美國情報搜集手段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這段時間里，美國始終將中國作為其秘密行動的重點對象之一。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其它情報機關對于中國的監(jiān)視是全方位的。除了招募中國代理人，竊取中國機密文件，中央情報局對中國的監(jiān)視主要通過幾個途徑：飛越中國領空的衛(wèi)星；在巴基斯坦、蒙古等中國周邊地區(qū)的機動監(jiān)聽站；在臺灣、日本和韓國的大型監(jiān)聽站；潛艇對深海通信電纜的竊聽以及其設在香港的工作站里的特工。
有關中國的軍事情報很多都是由美國的軍隊情報部門來完成。他們主要通過觀察中國海軍演習的水上艦艇和截收中國軍事通信信號的偵察飛機來完成間諜活動。而關于中國隊的經濟情報，剛開始的時候美國人主要是通過中國官方的一些數(shù)據(jù)來進行分析，由于當時中國掀起的“浮夸風”，所以有關經濟情報的分析漏洞很多。為此，中央情報局情報處于1966年設立經濟研究辦公室，承擔對中國經濟進行詳細的統(tǒng)計分析，發(fā)展先進技術與模式來彌補官方經濟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不足。
在這些偵察手段中不得不被提及的是U－2偵察機。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它成為了美國偵察中國情報的一個重要武器。雖然原來50余架規(guī)模的機隊到最后只剩下15架左右，但是仍然獲得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情報。
這種偵察機先是被用來偵察中國于1959年3月開始施工建設的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整個中國的核計劃。為了避免美國飛行員被俘，中央情報局專門在臺灣組建了一個U－2機隊，訓練國民黨飛行員來對大陸的核計劃進行偵察。
而在越南戰(zhàn)爭期間，中央情報局的U－2被用來監(jiān)視中國向北越提供軍事援助的路線。除了臺灣，中央情報局還在泰國的打卡里空軍基地設立了一個針對中國的半永久性的U－2分遣隊。
出現(xiàn)錯誤的幾種可能
然而，盡管中央情報局在搜集中國情報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還是犯下了一些錯誤，從而誤導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制訂。
美國情報專家蘇葆立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將之歸咎為中國的閉塞。他說：“早期缺乏鐵一般消息來源并不稀奇。美國與中國當時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商業(yè)制裁將商業(yè)來往減少到最低限度，朝鮮戰(zhàn)爭以后極端的敵視意識形態(tài)貫穿著雙邊關系，臺灣方面的信息不被認為準確或可靠，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組織了非常有效的宣傳與新聞管制作業(yè)以便嚴守有關內部政治和政策討論的機密�！�
同時，文化的差異也導致了美國的情報專家對獲得信息的誤判。
1960年代初期，廣州附近4個廢棄的軍用機場商突然造起了很多倉庫似的房子，盡管進一步的觀察并沒有發(fā)現(xiàn)軍事性的活動，中央情報局仍然將這幾處作為重點偵察目標，并千方百計尋找答案。最后，中國的一本《人民公社》的書幫他們解開了疑團。原來那些倉庫似的建筑是雞舍，那些都是養(yǎng)雞場的設施。
事實上，中央情報局自身組織的不善也是造成情報并不能完全準確的原因。當時，由于朝鮮和中國的友好關系，中情局派往朝鮮的間諜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為獲取有關中國的情報而工作。為此，到1952年時，中情局在朝鮮有大概1500名間諜，這些間諜送回的報告有時非常精彩，例如有份報告列有朝鮮和中國在前線的全部軍隊的編制。但是當工作站新任約翰·哈特抵達漢城時，他發(fā)現(xiàn)那里的200來個美國特工里沒有一個能說流利的朝鮮語，這就意味著管理派往敵后的間諜的全是朝鮮人，在后來的內部審查中發(fā)現(xiàn)，以前收到的那些精彩報告中的絕大部分都是虛假的，有些純粹是敵人故意編造出來蒙蔽美國人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情報局的工作本身存在競爭，許多從事招募的特工總是希望自己的代理人能順利通過中情局舉行的測謊試驗，因此他們對自己的代理人進行應付測謊試驗的強化訓練，這樣致使美國在竊取中國情報的時候重量輕質，有許多人實質上是雙重間諜，他們很多時候提供給美國的有關中國的情報雖然都是真的，但是對于中國來說無足輕重。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