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怒打手機”　引發(fā)連鎖反應各方人士予以反擊

　　沒有私怨就沒有批評了嗎

　　娛樂圈永遠沒有風平浪靜的時候，黃色錄音帶事件還余音裊裊，“崔永元怒打手機”又掀起了

　　一道熱浪。雖然電影《手機》作為一部賀歲片已經有點過氣，但是，由于崔永元、馮小剛、劉震云都是文化藝術界的“大腕”，而操作此次爭論的又是新聞界和娛樂圈“雙棲”的何東先生，所以，要想讓人不關注它，幾乎是不可能的。

　　早在幾年前，我就寫過一篇批評馮小剛電影的文章，名為《賀歲的稀粥》。在我看來，馮小剛的賀歲電影無論票房多高，其藝術內核都是空洞的，都有刻意迎合觀眾、迎合市場的嫌疑。這次崔永元高調出場，痛批馮小剛歷年來的電影作品，按說我應該油然而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但在通讀那篇訪談之后，我卻多少有點不爽的感覺，這種感覺來源于什么呢？那就是彌漫在訪談中的濃厚私怨。

　　崔永元之所以怒，是由于《手機》中滿嘴謊話、亂搞婦女的嚴守一有影射他本人的嫌疑，在客觀效果上，這部電影的公映也給他帶來了很多不愉快的反應。如果《手機》沒有影射之弊，崔永元即使再看不上馮小剛的電影，也斷斷不會跳出來，對馮小剛這樣的熱門人物大“打”出手。而何東先生在娛樂圈向來是泥足深陷的，他的偏袒和憎惡早就在各種文章中暴露無遺，這一次，除了“啟發(fā)”崔永元痛扁馮小剛之外，何東本人在提問和旁白中也一再直接發(fā)言，深入揭批了馮小剛的“家禽作風”，字里行間的私人意氣一覽無余。所以說，雖然“怒打手機”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私怨的發(fā)泄畢竟還是發(fā)泄，它和正當的藝術批評仍然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它的出發(fā)點、話語方式甚至策劃方式都讓人感到不那么正當。

　　崔永元性格爽直，和圈子里圓滑的做派相比起來，自有其可愛之處，何東的文風麻辣尖刻，又熟知娛樂圈的各種底細，如果他們能夠拋卻私人恩怨，聯手對文藝作品開展真正的批評，對文藝圈應該是有所建樹的。如果平時看到了糟糕的作品不聲不響，碰到了自己的痛處就跳起來罵，這和街頭的屑小私斗又有什么區(qū)別呢？

　　近日，《北京青年》周刊刊發(fā)了一篇署名何東采訪崔永元的文章。除否定《手機》外，作者何東多次使用帶有誣蔑性的言詞，如稱馮小剛為“雞賊”等，并由此引起軒然大波。針對崔永元的觀點，廣大網友紛紛發(fā)表看法，并迅速形成兩大對立陣容。而與此同時，何東再次在媒體上露面，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緣何要做那篇專訪，并在文中再次攻擊《手機》，同時還將一年多前創(chuàng)造了2.5億票房紀錄的《英雄》拉下水，對這兩部影片含沙射影道：“皇帝沒穿衣服就是沒穿衣服，怎么歡呼也沒用�！庇浾呔痛瞬稍L了有關人士。

　　■《英雄》制片人張偉平：是謾罵還是有一說一？

　　首先，《英雄》和《手機》是定位很清楚的兩部商業(yè)影片。對于商業(yè)影片來講，盈利是其無可厚非的目的，那么衡量一部商業(yè)影片是否成功，對于我們投資人來說，票房自然就是最為重要的標準。當然，我們也承認，商業(yè)上成功的影片并不意味著一定能取得相應的社會效益，或是在純粹的藝術領域上就一定能占有一席之地，但就《英雄》來說，盡管對它尚有爭議，但大多數觀眾還是對影片本身予以了極大的肯定。此外，它的出現也激活了我國的電影市場，很多香港投資人由此看到了內地市場的潛力，并已開始向內地影視圈邁進，這便是它存在的意義。我相信，沒有一個電影投資人愿意用自己的血汗錢供那些所謂“搞藝術”的導演大肆揮霍。這其中，那些跳出來、與“藝術”毫不沾邊的、為消失了的所謂“藝術電影”鳴冤叫屈的人，更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中國的電影要靠正常的市場秩序的不斷完善來循序漸進�，F在就要我們跟《泰坦尼克號》去比，這本身就是一個極不實際且極不專業(yè)的人說的話。

　　其次，如果把影片的常規(guī)商業(yè)宣傳也認為是一種惡意炒作，那豈不是連好萊塢都要算做屈從于這種規(guī)則下的小丑了嗎？而且我們也堅信，一部三流的影片再怎么宣傳也不可能被包裝成一部一流作品。換句話說，一個高票房的影片絕不是單靠炒作就能炒出來的，這其中必然有它的合理性。

　　最后我想說說我們的媒體對待國產影片的態(tài)度問題。我覺得這里面首先應該對國產片予以鼓勵，在中國電影市場如此低迷的情況下，如果你真的是一個愛電影的人，你就應該懂得這其中的艱辛，你就應該去主動保護它，而不是去罵殺、棒殺。那種將一部有相當影響的片子踩在自己腳下并以此為榮的行為是一種極度個人的行為，也是一種不負責任和不道德的行為。當然，我并不認為影片有問題不可以說，但要看怎么說。在采訪的時候，

　　是該主觀先行、尋找“志同道合”的被采訪對象，還是該以平和心態(tài)、真正以一個記者的身份去探詢？在行文的過程中，是要采取謾罵的方式以顯示自己的“文化”，還是該就事論事、有一說一？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應該并且也是值得我們的媒體好好反省的地方。

　　■電影局宣傳處處長毛羽：沒有票房中國的電影什么都談不上

　　自從“十六大”之后，我們剛剛有了一個電影產業(yè)化的概念，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而《英雄》恰恰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我記得很清楚，那年冬天下著大雪，

　　有那么多的觀眾還在排隊買票。作為電影局宣傳處的處長，我非常高興看到這種現象。至于其他的，包括像是不是給《英雄》奧斯卡獎，以及社會各界對影片的爭議，我們都不在意。而即便是談中國電影的文化，那也都是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政府不可能永遠地投資下去，電影產業(yè)必須要有企業(yè)投入。

　　《英雄》之后，2003年中國的電影產量創(chuàng)紀錄地達到了140部膠片電影，110部電視電影，這都是產業(yè)化之后出現的現象。封閉了50年的中國電影終于初步形成了一個開放的市場格局。所以說，沒有票房，中國的電影什么都談不上。當然，好的電影也要有一個好的品質。我們反對庸俗，反對格調不高的影片，呼吁的是三性統(tǒng)一：既要有觀賞性，又要有藝術性和思想性，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的票房才有意義。

　　此外，我希望媒體給中國電影多一點寬容，它是有缺點，但它需要的是幫助。而我們的電影人也要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既要能接受好話，也要能正確對待正常的批評。

　　■藝術研究院影視藝術研究所所長章伯青：不要掛著評論的招牌泄私憤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的文藝評論與宣傳炒作這兩種性質的東西慢慢混雜在了一起，我個人對這一現象是很反感的。我覺得首先我并不排斥宣傳炒作，對于一個商品來說，正常的宣傳就像廣告一樣，完全是合理的，而電影本身就是一種商品，因此對它的宣傳炒作只要不夸大其詞，只要不低俗，就沒有什么可以指責的。而對于文藝批評，我認為首先要放下個人私怨，盡管我們不能保證每篇言論都是絕對的客觀公正，但起碼從寫作者來說，他的心理一定要保持一種就事說事的狀態(tài)，他寫出的東西也一定要符合某種邏輯，否則就不是文藝評論了。所以說，宣傳與評論是兩種東西。那種為了宣傳進行的評論，與那種掛著評論招牌泄私憤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鄭葉 蔡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