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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最具權威性的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歷史文獻面世
2001年06月25日 02:06:27
新華社北京6月24日電一份迄今最具權威性的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歷史文獻,將在建黨80周年之際由《黨的文獻》雜志公開發(fā)表。這份1935年10月15日陳云向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書記處報告中央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俄文記錄稿,不僅再次為黨史研究者提供了全面了解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可靠史料,而且進一步印證了我們黨先后兩次作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于遵義會議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的意義和影響之重大深遠毋庸置疑。但由于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當時留存的文獻資料很有限。據(jù)介紹,關于遵義會議的一些具體情況,特別是如何改組黨中央領導的,很長時間里并沒有準確的文獻依據(jù)。1941年12月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六大以來》,收入的有關遵義會議的文件只有一件,即《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這個決議是根據(jù)毛澤東在會議上發(fā)言的主要內容,會議委托張聞天起草,而后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決議主要是糾正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實行單純防御,在長征中實行退卻逃跑的戰(zhàn)略錯誤,并沒有涉及改組黨中央的領導問題。

  直到1982年,中央檔案館在1957年1月從蘇聯(lián)接收回國的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團的文件中,發(fā)現(xiàn)一份沒有署名、也沒有成文時間的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分送當時尚健在的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鄧小平、陳云、楊尚昆、聶榮臻等辨認,被認定是陳云的筆跡,經(jīng)考證認為時間是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雖然手稿只有第21到28頁,但就是根據(jù)這份殘缺的手稿,遵義會議的具體過程和所決定的主要內容才逐漸開始廓清。

  這次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共同主辦的《黨的文獻》雜志首次公布的陳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可以說是繼上一份陳云手稿發(fā)現(xiàn)后的又一件極其珍貴的歷史文獻。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群對陳云的報告進行了認真研究。他指出,這份長達2萬多字的記錄稿,對遵義會議的記載堪稱全面、細致。報告不僅講述了中央紅軍長征的詳細經(jīng)過,所取得的勝利以及勝利的原因,還分析了紅軍長征中所犯的錯誤。關于遵義會議的情況,報告雖未展開,但把會議決定的最主要內容作了介紹。這就是,徹底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后階段和長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在報告中,對于長征初期的錯誤,陳云這樣說,西征第一階段,是從江西到貴州,紅軍雖然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四道封鎖線,但在軍事指揮上、組織上存在三個錯誤:一,部隊出發(fā)前,沒有在黨內、軍內和群眾中進行足夠的解釋工作,政治局也沒有對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二,上路時帶的輜重太多,僅運輸各工廠的機器就占用了5000人,有時后衛(wèi)部隊落后于先頭部隊達10晝夜的路程,給軍事行動造成了很大困難。三,我們的行軍路線仿佛是用鉛筆畫好的,總是沿著一條直線前進,結果是無論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敵人,我們成了處處被動挨打的對象。陳云說,在黎平,紅軍領導內部出現(xiàn)了爭論,廣大指戰(zhàn)員對“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表示很大不滿。最后的結果是,我們徹底糾正了所犯的錯誤,在遵義會議上“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從此以后,我們改變了軍事戰(zhàn)略,采取機動靈活的前進方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

  在總結長征取得勝利的原因時,陳云在報告里指出,“我們黨真正成熟起來了,尤其是黨的領導成熟了”;“我們黨能夠而且善于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zhàn)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jīng)成熟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遵義會議對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的批判和糾正,以及黨中央領導機構的改組,都是在同共產(chǎn)國際中斷聯(lián)系的情況下進行的,陳云在報告中也談到這一點,他說,六屆四中全會以后,“我們的黨當然犯過某些錯誤,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糾正了。像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錯誤時需要共產(chǎn)國際出面干預的情況,再也不會有了。目前,我們黨在新的情況下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

  陳群認為,陳云向共產(chǎn)國際的報告,其目的在于使共產(chǎn)國際對中國革命特別是對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領導有所了解,并取得他們的支持。從這時起,中國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開始自己獨立承擔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建黨初期對共產(chǎn)國際的依賴性已經(jīng)大為減弱。

  陳群介紹說,對于遵義會議,我們黨先后兩次作過重要結論。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另一次是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兩個決議雖相隔36年,但關于遵義會議的結論基本一致。而這份珍貴的歷史文獻的發(fā)現(xiàn),可以說進一步印證了這兩次決議對于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中央的領導地位”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

  據(jù)悉,陳云同志這份報告記錄稿的中文譯稿,將全文刊載在7月初出版的《黨的文獻》雜志第4期“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80周年專號”上。同期發(fā)表的還有陳群介紹這份報告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和論述這份報告重要意義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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